逃课时间必须用来学习，并且保证自学所得高于课堂

来源 | 《法学第一课》作者 | 朱庆育，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

先讲个罗素的故事。

1920年，英国哲学家罗素应邀来中国讲学一年。在这一年时间里，罗素所到之处，无不为之痴狂，北大学生还专门自发成立罗素研究会。罗素深受感动，觉得自己受到如孔子般的对待。他对学生的印象尤其深刻，说：“学生们有惊人的求知欲。你一讲开了头，他们的眼中就流露出饿虎扑食般的神情。”又说：“他们有强烈的求知欲，准备为祖国作出无限的牺牲。”但如果你以为这就是罗素对中国学生的全部评价，那就太不了解罗素了。

罗素是著名的毒舌。对中国稍微有一些适应后，他很快发现中国学生的另外一个特点。这个特点写在给一名情人的私人信件中，应该比公开的评价更能代表罗素内心看法：“学生们热情而又渴望获得知识，但是他们所知不多，缺乏训练，而且很懒，梦想着别人能够把知识灌进他们的大脑，而自己可以毫不费力。”

这很让人尴尬。尴尬不在于罗素居然背后说中国学生的坏话，而在于这背后说的话虽不中亦不远矣。更让人尴尬的是，罗素所描述的局面如今不仅未消除，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。我自己也曾经是学生，如今又是教师，两个角度都有切身的体会。

我是博士生阶段阅读一部《罗素传》时看到这个故事的，从那以后，一直如芒刺在背，总感觉罗素在冷冷注视着中国一代一代的学生，嘴角含着嘲讽。

也许可以再讲讲我自己的故事。

很惭愧，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不是一名好学生，至少在官方意义上不是，当然也不是坏学生，因为除了逃课，其他一切都循规蹈矩泯然众人。之所以逃课，是因为无法忍受在课堂上浪费时间。我逃课的基本原则是：逃课时间必须用来学习，并且保证自学所得高于课堂。这项基本原则让我大学四年的逃课量居高不下，当然也释放出大量时间用来读书。

我的读书习惯可能有点独特。如果读教科书，喜欢以一本书为主，同时挑选有代表性的另外几本，摆在一起同步看。读到任何一部分，都对照其他几本。这样，读完一本书，也就同时读完几本书。好处之一是，不用老师告诉我，说一个问题可能有多种不同的看法，因为我看书很容易发现这一点。这样，自然而然也就不会觉得法律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。我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寻求唯一标准答案的困扰。

所阅读的书，作者对我来说当然都是高不可攀的大家，所以不会轻易认定，说这本书跟那本书不一样，那肯定是这本书的作者不对。作为一名还吭哧吭哧处于初学阶段的本科生，既没有动因也没有能力去怀疑任何一位心目中的学术大家，这反倒让我意识到，存在不同的提问方式，不同的提问方式指示不同的回答路径，即使提问方式相同，回答方式也未必一致。进而，促使自己去思考评判，哪种提问方式更切中要害，哪种回答方式更直击关键。

当时没有意识到，独立思考能力以及提出独立见解的能力，其实就在这时候开始生根发芽。

这样的读书经历也让我在以后的教学中一直强调，最好对照阅读若干相同主题的书，即使不能做到，至少体系化通读某一套或者某一本书。法学知识体系环环相扣，如果不把某个知识点放在体系中，很难谈得上真正的理解。我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一般都没什么自信，但是对这个读书体会，非常自信。